且看南明之亡,南明悲歌中的贵州印记

原标题:【专题文史】南明悲歌中的贵州印记

问题: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应该是永历皇帝朱由榔。

明王朝被农民军推翻以后,在中国南部先后成立了若干小政权,史称南明。在和大顺军大西军与清军对峙的1644年-1662年间,南明朝廷推行“联衡”政策与之周旋,除永历政权坚持抗清15年外,其他的南明政权均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无非是士人围绕皇权之党争所致之失败。

编者按:

回答:

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煤山自缢殉国,标志着明王朝277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与此同时,满清八旗军入关,而在南方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由明朝宗室建立的政权,史称南明政权。本文所取“联衡”是指南明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的政见联合同“大顺”、“大西”农民军的战略合作,构建“统一战线”,以抗衡满清政权之意,旨在分析南明政权的战略失误及其覆亡的原因。

美国史学家司徒琳在《南明史》一书中认为,明朝始终面临着三大难题:废黜丞相制之后的君臣不睦(阉党问题的实质);士大夫之间相互攻讦的党争;文武官僚的不和。此三条绝症同样决定了南明王朝短暂的政治命运。南明一朝贵州有人出人,有地出地:弘光政权的首辅马士英与姻亲杨文骢抵命抗清,永历政权的贵州省成为抗清中枢基地达十年之久。但诸多贵州印记中,依然逃脱不了君臣不睦、士林党争、文武不和的亡明基因。在安龙上演的十八先生之狱,更是其中之悲剧典型。

其实,严格来讲,南明既然不是清朝,自然算是大明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南明与东晋、南宋相比历时太短,地盘太小,难以相提并论。东晋、南宋都享国百年以上,虽然在军事上不如北方强盛,但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超过北方,历来被视为中华正统。而相比之下,南明在朝政上几乎没有正式的、稳定的行政体系,在地盘上没有稳住半壁江山,在文化上也没有建树,南明虽然传了四帝,但最长也只有十九年(郑氏在台湾虽然长期使用南明国号,但实际上最不听南明的指挥,也最局促台湾一地,不能视为南明政权的延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明的内斗太厉害,从弘光到永历,从建立之初到灭亡,都继承了晚年党争的恶习,先是阉党与东林之争,后是对归附的起义军的贬低和不信任,政治黑暗,腐败,内讧不息,辜负了大明遗民的期望,所以很多人,包括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把南明视为清初地方割据的小政权。

一、弘光党争失半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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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大明王朝灭亡,李自成和大顺政权的势力范围在北方黄河流域与部分长江流域,在山海关同清军对峙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的带领下撤回关内,准备投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而清军趁势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率领下占领所有的关外地区。这样在中国北方就形成了大顺军与清政权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在南部中国,除去张献忠的大西军在向四川进军途中之外,江南广阔的领土仍然由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所掌握,以明朝正统自居,依旧奉崇祯正朔。有明一代南京作为留都仍保留了六部等与北京相对应的一整套的官僚机构,只是职位多为虚衔。北京被大顺军占领之后,南京自然就成了明王朝半壁江山的统治中心。当崇祯帝自缢殉国的消息传到南京时,立储则成为了南京官员们的头等大事,因此“南中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问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由于崇祯帝三子均落入大顺军手中,未能逃出北京。在缺少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南京官员拥立福王朱由崧监国,后即位建立弘光政权。

李自成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甲申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明朝北廷倾覆。但同时,江淮以南还有半壁江山,两京制让留都南京还保有完整的中枢机构,明朝之国祚,也应如永嘉南渡之东晋、临安重建之南宋,接续不绝。然历史此时尽显吊诡,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改元弘光开始,到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弑,南明一朝18年间历经四帝一监国,留下的,却只是悲歌一曲。

南明共经历了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四朝,细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在拥立朱由崧即位之前,阉党和东林党就立福王还是潞王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阉党马士英、阮大铖拉拢总兵刘泽清等人,拥立了与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朱由崧为皇帝。阉党还通过翻历史旧账激起了朱由崧对东林党人的仇恨,把崇祯朝对阉党所定的“逆案”完全推翻,重新启用了如阮大铖这等名列崇祯初年魏忠贤“逆案”而永不叙用之人,把持朝政。

弘光首辅马士英

一、弘光政权。

福王的即位主要得益于马士英和四镇的支持与拥护,四镇和马士英等阉党以及福王在弘光朝廷建立之前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可法虽然出任扬州督师,协调四镇在江北的防御,但是他无法调动四镇兵马,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清军南下围攻扬州之时,弘光朝一时“降兵如潮,降将如毛”,最后落得孤守扬州,城破殉国的悲剧。

崇祯自缢后,他的三个儿子被俘,未能逃出北京,此时南京留守百官面临的最大、最迫切问题,就是如何在宗室藩王中拥立新君。时任凤阳都督的马士英(贵阳籍),拥立了当时在血统伦序上的第一人选福王朱由崧。朱由崧称帝并改元弘光后的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成为弘光朝的内阁首辅。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建立。由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在此期间,南京内部曾出现拥潞王(朱常淓)与拥福王之争,最后四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以军阀势力推举福王朱由崧为帝,马士英见风使舵,逼迫史可法等东林党官员同意。四镇及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把持朝政,起用阉党余孽,贪赃枉法,与高弘图等东林余党针锋相对。明弘光元年(1645)三月,宁南侯左良玉称奉崇祯太子密诏,入诛奸臣马士英以清君侧,起于武昌,进逼南京。弘光朝廷,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清军迅速南下,连续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随后,清军渡长江,克镇江。弘光帝被迫出奔芜湖。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王锋、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二十二日朱由崧被获,解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

四镇之外还有驻扎在武汉的宁南侯左良玉的50多万军队。著名的弘光朝南渡三案之一的“北来太子案”发生时,左良玉不顾清军南下的危难局面,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带兵反叛,进逼南京。弘光朝廷无奈不得不调集江北正在和清军对抗的四镇部队镇压,极大的削弱了江北防线,使得多铎的部队轻而易举的攻克南京城。而弘光政权也因此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马士英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后授南京户部主事。又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明朝九边重镇之首宣化府。到官第一个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中贵臣,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而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故当时东林—复社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这段经历对马士英的后仕颇有影响:其一他能以文官身份巡抚边境重镇,自然不乏治兵的韬略。其二被太监告发后,东林党人出面为他说话,说明他与东林—复社这一士大夫集团的关系和睦。

二、隆武政权。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能够有效控制的领土不过是长江中下游,东南一隅。一方面是“寇虐披猖,王室板荡,衣冠介胄降叛如云。”另一方面是打着“灭寇”旗号,在北方大肆占领城池的清兵。弘光朝廷作为明王朝正统的延续,尚有号召天下兵马勤王的影响力,但是要在农民军和清军这两股强大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则必须要正确判断出敌友之别并且做出相应的对策,这是弘光政权急需面对的首要问题。弘光朝之初四镇的设置旨在于加强江北防御,防止大顺军南下,拱卫南京。借满清之手消灭农民军的“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将大顺农民军视为“君父之仇”的死敌。在情势危急之下,弘光朝廷一味地忙于内部之间党同伐异,争权夺势,对于区分敌我的时局分析能力欠缺。尤其是其偏安江左,对外界的情报几乎一无所知,错误的把野心勃勃的满清政权当成“驱除流寇”的“仁义之师”对待,任由其在北方扩张,而且也不能正确的判断大顺军与清军的军事实力与意图,墨守成规,仍然按照旧有的眼光来制定军事外交策略。甲申、乙酉之交(1644-1645),清豫亲王多铎率军与大顺军展开潼关战役时,弘光朝廷“坐山观虎斗”,江西总督袁继咸上疏说:“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可见当时弘光朝廷内部有识之士主张趁清军主力同大顺军在陕西作战时挥军北上,趁势收复中原领土,扭转偏安的不利态势。但是当权者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唯恐出兵黄河流域会触怒清廷,惹火烧身。事实证明,阶级偏见,苟且偷安的心态使得弘光朝廷利令智昏,幸灾乐祸地按兵不动,坐视清军集中兵力击败大顺军,控制整个北方,给清廷提供了各个击破的大好良机。正是弘光朝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未能和大顺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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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势皇权惹争斗

马士英与同年进士出身的桐城人阮大铖关系甚好,阮大铖本是东林党的得力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为“没遮拦”。后因党内攻讦,转而投靠魏忠贤成为阉党。魏忠贤倒台后,闲居南京的阮大铖组织“群社”,与东林党的复社相互攻击。为图东山再起,他结交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并动用大量银两资助周延儒重回北京复为内阁首辅。周延儒得到阮大铖的资助,但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没有启用阮大铖,而是接受阮大铖的推荐,起用马士英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阳军务。马士英有了凤阳总督一职,在北廷倾覆之后,成为南京京畿手掌兵权的重臣。他派贵阳同乡姻亲杨文骢到淮南请回福王朱由崧,又率领军队,乘船一千二百艘,由淮入江,抵南京江边,拥戴福王做皇帝。其权势超过了当时南京百官之首史可法。

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初七,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闰六月二十七日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隆武帝继位之初,想有所作为,他集廷臣议抗清战守。即位不及半月,即下诏亲征,影响颇大,同时又安抚难民,联络抗清义军,改变原来弘光朝廷联虏灭贼的错误政策方针。然而隆武却颇不得势,其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地方实力派郑芝龙手里。隆武二年(1646)七月,清军攻下浙东浙南,即挥师南下。郑芝龙暗中与清军洽降,撤兵还安平镇。福建门户敞开,清军长驱直入。隆武帝出奔汀州,八月二十八日被清军追及擒杀,隆武政权灭亡。之后郑芝龙以无大用,被清廷所杀。隆武帝本人可以说是南明诸帝中最为有能力的皇帝之一,只可惜在错误的地点选择了错误的势力,才使得他无所建树,最终隆武朝廷的复国计划称为了泡影。

1645年六月二十一日,弘光朝廷覆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监国。朱聿键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桱的八代孙,在谱系上同崇祯帝相距很远,按常规是轮不到他的。但是由于情势危急,近支皇族桂王远在广西,东南地区的士绅官吏急需解决皇统问题,再加之朱聿键本人在明朝藩王中算是佼佼者。虽贵为王孙,但从小在逆境中成长,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拥有了其他藩王所没有的磨炼,增加了许多人生阅历,这让他成为继承南明政权统治者的不二人选。闰六月二十七日他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定都福州,这就是南明的第二个政权,称为“隆武政权”。

马士英上位后自然对阮大铖怀恩必报,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毫无道理。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为阉党翻案的意思。

三、鲁王监国。

1645年6月,为反抗清朝强制推行的剃发令,原本已归降清朝的浙江地区士大夫揭竿而起,毅然地展开了反清复明运动。浙江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当地官僚急需迎立一位明宗室出任监国,当时在浙江地区的明朝宗室仅剩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他就成了在浙江监国的唯一人选。这样一来,在南方同时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究竟谁能够代表明王室的正统地位成为了两个政权争斗的焦点。假使鲁王审时度势,为了国家前途命运着想宣布退位归藩,起码可使风雨飘摇中的南明政权取得名义上的统一,有利于集中力量共同抗清。但是历史不容假设,鲁王朱以海不愿意放弃黄袍加身,鲁王政权官吏也不愿因归入隆武政权而受到排挤,因此,唐、鲁对峙的一国二主局面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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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武元年(1645)闰六月二十八日,在浙江余姚、会稽、鄞县等地抗清义军及故明官吏缙绅的扶持下,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控制了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其政权高度腐败,热衷于与隆武朝争夺皇统,势同水火。顺治三年(1646)六月不战而溃,朱以海出海至舟山。该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告灭亡。

隆武政权虽然一直在和鲁王监国政权内讧而互相消耗,但是和南京弘光小朝廷不同,隆武朝廷采取了正确的对内对外的“联衡”措施。把弘光朝“借虏平寇”的外交政策改为“御虏”,把清朝的存在当成关乎南明政权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唐王朱聿键能够总结弘光朝灭亡的教训,不失时机地树立起抗清大旗,符合汉族百姓反对满洲贵族强制推行剃发改制等民族压迫政策的愿望,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马士英在政治上倾向东林—复社,他自己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后,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历史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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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年二月,清军南下进攻浙江福建。六月,突破钱塘江防线,占领绍兴。鲁王朱以海逃亡海上。八月清军开始进攻福建。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许多隆武官员纷纷暗中向清军献降书顺表。二十八日清军追隆武帝至汀州,被俘遇害。建政一年的隆武政权至此覆亡。而鲁王朱以海后来依附于郑成功,在舟山群岛建立浙东抗清武装基地,失败后随郑氏赴台湾,后病逝于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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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绍武政权。

三、敢向西南争半壁,亦无用

弘光立国仅一年后,清兵渡江攻陷南京,城破之际,马士英带着贵州兵四百护卫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但因为东林党在江南的影响甚大,弘光帝死后,监国鲁王和福建唐王都拒绝接纳马士英,他投奔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清,失败后被清军在太湖擒杀。晚节清白。

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初二,大学士苏观生、隆武辅臣何吾驺等于广州拥立朱聿键之弟朱聿鐭为帝,改元绍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广州,朱聿鐭等皆死。绍武政权仅存41天。

1646年八月隆武帝朱聿键在汀州遇害。1646年十月初十,和崇祯帝血缘最近的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就任监国,改元永历。永历帝桂王朱由榔秉性软弱,遇事毫无主见。在肇庆监国仅七日,传来赣州失守的消息,永历帝出逃至广西梧州。这种惊慌失措的举动对于维系广东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其直接恶果是续封唐王的朱聿(钅粤)在广州称帝,又一次上演了朱明宗藩同室操戈的悲剧。

永历经营贵州

五、永历政权。

原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遭到了以桂王首辅丁魁楚等大臣的排挤。苏观生认为既然无法在永历朝立足,与其低三下四的依附于桂王不如另辟蹊径,援引兄终弟及之意拥立唐王弟朱聿(钅粤),并抢在朱由榔之前与初五称帝,建号绍武。于是半个月之内,在广东出现了绍武与永历两个南明政权,造成“百里之内,两君抗拒”的局面,重演了唐王鲁王相争的闹剧。它再次说明了南明政权内部的极度腐败,在清军大举压境的危急情况下,绝大部分官僚延续了明末党争故事,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不惜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大动干戈,互相征伐,极大地削弱了南明抗清的力量。所以,他们的覆亡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实证明,绍武政权的建立对于南明抗清斗争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它只不过是朱聿(钅粤)、苏观生等人在穷途末路之时过了一把皇帝、宰相瘾罢了。

南明历经四帝一监国,弘光和隆武政权都坚持了一年,鲁王监国坚持了半年,绍武政权仅仅维持四十一天,最长的政权当属永历,坚持抗清十五年。而这份功绩,与招揽原张献忠余部的大西军为倚傍,深耕滇黔两省为抗清基地密不可分。

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十八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这是也南明存在时间最长,基本有个小朝廷样子的政权。但其主力却是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余部,骁勇善战,曾屡次击败清军,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江西提督金声桓、清广东提督李成栋、清广西巡抚耿献忠、清大同总兵姜镶、清延安营参将王永强、清甘州副将米喇印先后反正回归明朝,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还包括北方山西、陕西、甘肃三省一部以及东南福建和浙江两省的沿海岛屿,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永历二年(1648)春收复了湖广、湘桂部分地区。永历六年(1652)收复广西全境。接着北取长沙,东扫江西,收复二州16郡。

就在绍武和永历政权同室操戈激战正酣之时,清军在佟养甲和明朝降将李成栋的率领下直扑广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城下,而绍武朝君臣还沉浸在“幸武学,百官咸集”的梦中。当时绍武政权军队主力都在肇庆地区和永历朝廷对峙,根本来不及回援,广州城就这样被清军轻而易举的攻占。绍武帝伪装逃跑,被清军追获,自缢殉国。短命的绍武政权仅存在41天就匆匆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富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广州的沦陷使得永历帝也无法在肇庆立足,只好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南明由此开始走向衰亡。

1647年张献忠死于四川,其主要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诸人皆为献忠“养子”)重组残部进入了相对安全的贵州省。当时贵州省面积较小,北部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属于四川,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当他们得到云南发生了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决策挥师南下,直取云南。经过一年的苦战,他们荡平云南全境,又废除了大西国号,并向云南前明士绅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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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争真误国

1649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取得了联络,永历帝封孙可望为景国公(两年后追封为秦王),赐名朝宗。1650年春,孙可望派兵重回贵州,把上次攻入该省时未曾遇到的明军轻易击败,并予以收编;并着手在首府贵阳建立第二个大本营,并以此为中心,向南、北、东三方出征。随后是一连五年的攻势作战,迫使清军几乎完全退出西南各省,清朝对湖广西部与广东西部的控制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但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永历三年至四年(1649—1650),何腾蛟、瞿式耜、张同敞等人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同其他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政府,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清康熙三年(1664)。

广州沦陷后,永历帝只好在164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离开肇庆,在广西、湖南境内逃窜,惶惶不可终日。就这样一个毫无生机的政权居然能够坚持抗清15年之久,显然仅仅依靠南明士绅和官军的实力是无法做到的。1646年,清朝派肃亲王豪格领军从西安入川。在与清军作战中张献忠阵亡,大西政权覆灭。张献忠死后,他的义子孙可望继续率领着大西军余部。1647年三月,孙可望部进入云南,此时的云南发生了土司沙定洲的叛乱。孙可望部为了自身的利益打出了“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的旗号进军云南,支持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天波平叛,借以号令云南土司,占据云南建立抗清基地,这样就客观上促成了联明抗清的局面。平定了沙定洲叛乱后,孙可望在和南明谈判后接受了不在沿用大西年号,奉永历正朔、不得随意杀人、不得焚烧房屋,奸淫妇女等条件,开始了和永历政权联合抗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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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六年(1652),南明永历朝廷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建议,定都安龙。不久,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南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湖南,取得靖州大捷,收复湖南大部;随后南下广西,取得桂林大捷,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全省;然后又北上湖南取得衡州大捷,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取得叙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复川南、川东。孙可望也亲自率军在湖南取得辰州大捷。东南沿海的张煌言、郑成功等的抗清军队也乘机发动攻势,接连取得磁灶大捷、钱山大捷、小盈岭大捷、江东桥大捷、崇武海大捷、海澄大捷的一连串胜利,并接受了永历封号。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恢复到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1648年,原本降清的明朝降将李成栋同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突然陆续宣布反正,他们重新奉永历正朔,宣布反击清朝。这是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万万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在这一年里,何腾蛟出兵收复了全州、东安、道州,曹志建部收复了道州、郴州,堵胤锡部收复了常德,并且取得了麻河大捷,全歼来犯常德水陆两路清军,“收获马骡、甲仗、帟帐具万计” 。一时间江西、广东两省的反正使本已几乎瓦解的永历朝廷转眼间顿觉柳暗花明,中兴有望。然而永历朝廷并没有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中兴良机,反而将其腐败无能的本质暴露的淋漓尽致,他的无能主要表现在缺乏全局战略眼光上。如果此时永历帝能够接受瞿式耜的建议整顿内政,严明军纪,联合各路抗清力量,在李成栋反正后派军北上与金声桓、王得仁部会师攻取赣州,追击清军,收复江西全省,争取半壁并非无望。然而此时的永历朝却再此重演了党争的一幕,“吴党”、“楚党”势同水火,置朝廷安危于不顾,致使各路抗清势力无人统领,互相残杀,自相削弱。而且永历帝又不合时宜离开肇庆,动摇军心,朝廷威望扫地。1649年一月,清军重整队伍,攻克湘潭,生擒何腾蛟,湖南全境尽失。另一路清军历时八个月包围南昌城,期间没有得到南明其他军队的任何支援。三月,李成栋部也被清军击败,李成栋本人溺水身亡。湖南、江西、广州被清军攻占,永历帝再次退入广西。这样一次中兴的时机白白葬送,由此可见永历朝内党争势力互相拆台是导致其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

孙可望派大将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劄付全部收缴,裁革了一大批鱼肉人民的冗官。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同时,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流通。孙可望收取遵义、石阡等地以后,“安抚遗黎,大兴屯田,远近多归之”。《爝火录》载:“孙可望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无流徒笞杖之法。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一时反以为便。”

之后,刘文秀于四川用兵失利,在保宁战役中被吴三桂击败。而孙可望妒嫉李定国桂林、衡州大捷之大功,逼走李定国,而自己又在宝庆战役中失利。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也在漳州战役中失利。所以明军在四川、湖南、福建三个战场上没能扩大战果,陷入了与清军相持的局面。

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余部进驻云南以后,“革故鼎新,养兵恤民,急图善治”由于坚持正确的抗清路线,获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军队由刚入滇时的五万人发展到二十万之众。为表达和南明政权一同抗清的意愿,孙可望派遣使臣联络永历帝,请永历帝封其为秦王。永历朝廷在和孙可望多次讨价还价后被迫封其为秦王。1650年大西军出滇入黔,开赴抗清前线。清军在此时向永历朝廷控制的两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进攻,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部攻占广州,定南王孔有德部攻占桂林,永历朝廷在两广地区的统治土崩瓦解,永历帝再次踏上了逃亡的道路。1652年孙可望将永历帝迎到贵州安龙,标志着永历朝廷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大西军,联明抗清的斗争出现了新局面。孙可望在取得实际军政大权的同时也暴露出他心胸狭窄、嚣张跋扈的一面,为后来与李定国交恶、投降清朝埋下了伏笔。

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畅通无阻和百姓安居乐业,孙可望非常注意修筑道路,“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葱可观”。同时,实行路引制度,防止清方间谍混入云贵。原大西军领导人把治理云南的经验推广到贵州全省,从而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扩大了抗清基地。

永历十年(1656年),孙可望秘谋篡位,引发了南明内部一场内讧,李定国拥永历帝至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西南军事情报尽供清廷,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永历十二年(1658年)四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年底吴三桂攻入云南,次年正月,下昆明,进入云南,桂王狼狈西奔,进入缅甸。李定国率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导致未能大获全胜,南明军精锐损失殆尽,磨盘山血战是南明最后一次机会。

永历军队在大西军中英勇善战,号称“万人敌”的李定国的率领下1652年七月在桂林之战中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率领的军队,孔有德自杀身亡。11月在衡阳战役中阵前斩杀清敬谨亲王尼堪,一时间李定国名声大振。“两撅名王,天下震动,”李定国的赫赫战功自然引起了孙可望的妒忌,两人开始产生军事上的摩擦。1655年李定国受封晋王,次年将永历帝迎到昆明,永历朝政“兵马事悉付定国主之”。这样一来使得孙可望李定国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双方兵戎相见,由于孙可望部将倒戈偷袭本方驻地,成为孤家寡人的孙可望率残部投奔洪承畴,投降了清朝。

但随着孙可望个人政治野心的膨胀,贵阳成为了孙可望以“国主”身分发号施令的场所,这里建立了属于孙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机构,相当于皇帝的行在。他的举止排场更像帝王。在贵阳,他发布自己所撰的经书注解,供以后科举考试之用;铸造自己的官印;建立太庙,以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他自己的祖父居左。不仅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又造行宫十余所于滇、黔道上,以备他巡幸。

永历十五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索求桂王,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桂王交于清军,次年四月桂王与其子等被吴三桂处死于昆明。七月,李定国在勐腊得知桂王死讯,亦忧愤而死

孙可望的投降不仅出卖了南明的军事机密,也削弱了抗清力量,清廷趁孙李内讧之机于1658年派信郡王多尼率军兵分三路进攻云贵,永历军队全线溃败。1659年,清平西王吴三桂进攻云南,永历帝逃入缅境避难。1661年缅王将永历帝全家献给吴三桂。1662年四月在昆明篦子坡吴三桂用弓弦绞死了永历帝父子。六月李定国病逝于缅甸。至此,抗清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永历朝廷覆亡,南明政权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贵州人民来说,他们的境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一位当时行经贵阳的旅客写下了当时的情形:“塘兵时被虎驮去,岭头坡足骸骨枕藉。商旅绝迹,止见飞骑往来冲突。又见割耳劓鼻之人,更有两手俱去者,犹堪负重行远,惨甚。即有奇山异水,不敢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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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呈木南 曲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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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南明四朝,失败都是来自内部的不团结,晚明的党争并没有因为外敌的入侵而消失,相反在大敌当前之际,不是一心团结应敌,而是先搞内部斗争,阉党和东林党之间、朝官与义军之间、不同义军之间矛盾重重,内讧不断,即使没有外敌入侵都不能长久,又焉能对外?其实,对比东晋时期的“五胡”和南宋时期的金国,满清的实力是最弱的,所谓“人不过八旗、马不过万匹”,弘光时期山东、河南一带并没有满清的大军,当地的民兵武装已经稳定了地方的局面,请求南明北上,而此时南明内讧正烈,竟然无人去接收。这样的朝廷,又焉能视为与大明并肩而立的“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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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与李定国交恶之后,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在云南的永历朝廷,虽然在名义上都属南明,却已隐成敌国。1657年8月,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滇中大震。但由于出师无名,又是内战,部下在阵前纷纷倒戈一击,9月下旬兵败如山倒,逃回贵阳只剩随从十五六骑。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东奔湖南投降清廷。

回答:

1658年1月,掌管西南事务的清朝经略辅臣洪承畴,拿着孙可望献上的“滇黔地图”,联合吴三桂、洛托、卓布泰三路兵马向贵阳集中。

这是涉及到一个历史时期的沿续性,南宋时其实是类似三国鼎立的局面,且时间长,以南宋为正统。而南明时间短,清控制了大部分领土,史学界已视当时清为正统,南明已成地方割据政权。

与此同时,永历朝廷对如何在贵州设防抵御清军,还是迟迟不决。迟到8月,李定国在贵州西部划分了3个防区,以保卫从贵阳到云南府的北、中、南3条通道。他本人扼守中部据点关索岭,以阻止清军渡过北盘江。1659年1月,清军再次三路挺进:北路吴三桂,得到几个土司的合作,攻入了七星关;多尼攻中路(该军已代替了洛托部),夺下了关索岭,在北盘江的北部渡河;卓布泰则取南路,在南段的罗炎渡过北盘江——三支军队向云南曲靖集中。李定国在这次战役中,虽然拼命作战,挡住了多尼和卓布泰的推进,但处境愈来愈危急。8月7日,清军绕过李定国的军队,越过贵州边界,进入了云南东部,永历朝廷逃离云南府。

再者历史上的东西周,东西汉,东西晋,南北宋都是前一个政权灭亡,后续政权因与前朝血缘关系而继续使用前朝国号,且国祚长,为正统,南明有血缘关系但国祚不长,不为正统。还百就是历史上沿续王朝无东西南北之分,而是后人为区分两个同国号但不同时间的王朝而根据首领位置或统治中心区域而给予了东西南北的称呼。如东汉王朝还是西汉王朝,在当时都称自己为大汉王朝。但史学家为区分这两个汉朝,根据首都位置,第一个汉朝首都在今西安,第二个汉朝首都在洛阳,西安在洛阳以西称西汉,洛阳在西安以东称东汉。

南明政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贵州抗清基地,宣布就此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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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

回答:

责任编辑/王晓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不是你说应该就应该的,这是正统问题,你看,像朝鲜用的都是崇祯年号,没用弘光、永历等年号吧!

责任编辑:

大清为什么修《明史》?也是为了宣誓明朝的灭亡,因为只有朝代灭亡才修史,宣告明朝灭亡,清朝才是中原正统,

而南明小朝廷何时对南方实现过有效的统治?1644年崇祯自杀,明朝灭亡,不久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之后称帝的,跟傀儡有区别?这样你好意思说你是正统?

回答:

人们一般都以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尽,算作明亡。实际上,当时江南一带还有很大一块地方是明朝统治,也就是后来的南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历经四帝一监国。

当时顺治帝迁都北京,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政治上,军事上都有成系统建树,平定了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这些政权与东晋、南宋不同,前者都享国百年以上,历来被视为中华正统。而南明在20多年间几乎没有稳定的行政体系,又内斗厉害,政治黑暗腐败,历史学家把南明也只是视为清朝初期的地方割据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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